最近，我们注意到一些出口数据不太理想。从出口数据来看，出口下滑的主要是一些生活消费品，例如服装和鞋帽等劳动密集型产品，这些产品的生产和加工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但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的提高，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这导致那些低附加值的、提供低工资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出现招工难的问题。因此，劳动密集型产业只能通过提高合理薪资来招聘加工工人，这些由提高工资带来的成本不得不转加到产品上。与此同时，越南、印度、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以及墨西哥、南美和东欧部分国家的加工成本相对较低，他们开始代替中国进行劳动密集型加工，所以，就出现了供求市场的转移。这种转移并不是疫情直接引起的，实际上早在6、7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因为供求市场转移是所有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事。像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也都因为经济发展带来劳动力成本升高和教育程度提高，从而迫使劳动密集型产品转移到海外生产。现在，这个过程正在中国发生。
随着劳动密集型产品采购和加工退出中国而移入其他国家时，会促进这些国家的发展和繁荣，这些国家的人民收入开始提高，人民有钱了，就会有更多资金用于购买或建造房屋，国家有钱了，也会增加对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投入，由此产生的多样性产品和设备需求就形成了产业链，这既是个人的、也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轨迹。无论是欧洲这样的老牌经济体，还是100年前的美国和二战后的日本，再到40年前的中国，所有这些国家都是以同样的路径完成步步发展的。
幸运的是，我们中国在阶梯型国际产业分工结构中，接替了美国、日本等先进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加工后，世界产业发展出了一个更为挣钱的IT产业，IT产业的兴起推动了这些先进国家以半导体为主的数据处理设备和数据处理软件行业的进步和发展。然而，这些国家忙于发展高附加值的信息技术产品和应用数据控制精工设备，忽略了普通的通用工业设备发展，这导致通用工业设备的生产加工逐渐转移到了中国。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拥有最大生产能力和最完善产业链的通用机电设备制造强国！
纵观各国经济发展历程和国际分工的变化过程，中国在机电设备制造上的强大加工能力、会给所有的中国机电产品制造企业带来巨大收益机会。那些劳动密集型产品制造国由于劳动力带来红利、这些红利变现到市场促进了基础设施和房地产业发展，紧接着，门窗材料、装饰材料以及各种金属加工材料如水泥和石灰等需求迅速增长，这些强劲的需求会促进各行业的发展，行业发展需要设备投资作为前提，而这些设备恰恰是我们中国工业制造的优势，中国能够为这些刚刚起步发展的国家提供适合其需求的通用机电设备，相比之下，美国、日本等工业国家没有生产资源制造通用机电设备，多年专注于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让这些国家只能生产高端设备，他们的设备并不适合新兴国家市场的低资本投入和小规模生产的企业。
国家经济发展与资本积累需要周期，不是说今天劳动密集型产品转移进来、明天整个国家的国民就都有能力购买房屋和汽车、但有些人已经发生了从骑摩托车到购买房屋和汽车的改变，这就产生了对部件和材料加工设备的市场需求，国家的经济会出现高速增长，设备投资会越来越大，这些生产加工设备正是我们中国制造业的绝对优势！
我们中国企业重要的是不要失去信心，应该积极准备，迎接新需求的诞生，从现在开始，世界上以劳动力为资源的国家对中国机电加工设备、成套设备的需求将会越来越大，这个巨大需求的背后是那些国家的国民通过出售劳动力换来了钱，这些钱带来了住宅、交通、日用品的消费，而这些消费产品都是用设备加工出来的，这是我们中国机电设备和成套设备制造业的最大机会！
我们中国企业的竞争对手并不是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制造商。除了他们的产品和我们产品不在一个层次外，他们的产能也存在巨大的局限性，而且价格也是新兴国家的采购障碍。我们的对手是印度，印度在多年前就开始生产我们同质但不同质量的设备，此外还有我们自己在海外投资生产的以及日本等国扶持起来的他国制造业，尽管这些企业的产能都有限，它们仍然是我们需要警惕的竞争对手。
供应链转移不等同于产业链转移，前者是商业流程中的渠道调整，后者是国际分工中的角色变化。如果中国企业能够积极抓住这次供应链调整带来的产业调整机遇，把握住我们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积极地扩大国际市场，那么没人能取代我们这个产业链长的机电产品生产大国地位。随着产业的不断进步，我们的机电设备会拥有越来越大的发展和国际市场，再红红火火的出口10年20年也是可能的，但是如果我们消极悲观地看待目前劳动密集型产品市场生产转移带来的出口下滑，我们就可能错失发展时机，把市场拱手让给印度等国家，我们真的会失去未来！
中贸时评 | 外贸保稳提质关键是主动提升抗波动能力
2023-03-23 来源: 中国贸易报
习近平主席在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我们要扎实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既用好全球市场和资源发展自己，又推动世界共同发展。”这说明，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指标的变化，特别是外贸等对外经济贸易领域指标的变化，都随时牵动着全球市场的神经。自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贸易强国”以来，我国不断推出相关政策举措，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加快我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进军的步伐。于是，主动提升我国外贸抗波动能力便是题中应有之义，将会向全球市场释放出我国稳经济促发展的信心，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有力保障。
提高外贸抗波动能力，旨在保持外贸进出口额或者增长速度在较长时期内行进在合理可预期的范围之内，即使遇到极端情况，也能多措并举，尽量避免相关指标的剧烈波动。
从长期来看，提高外贸抗波动能力有利于不断提升我国外贸主体的信心。改革开放45年来，我国外贸发展已经取得巨大成就，我国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外贸基数不断增大，但任何国家的经济发展都不可能是直线升级的，或许在将来我国的外贸也会迎来中低速增长期。在庞大的基数之上，外贸数据的微小波动，都反映出千千万万的经营主体业绩的具体变化，也会进一步反作用于经营主体，影响其信心。
从短期来看，当下我国外贸发展环境发生了复杂的变化，无论是地缘政治博弈、逆全球化思潮、贸易保护主义，还是俄乌冲突、新冠疫情、全球高通胀、硅谷银行倒闭，都会给外贸发展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
好在我国外贸发展拥有十足的底气。这种底气来自于我国拥有雄厚的产业基础、完善的产业配套、超大的市场规模、多元的贸易伙伴、创新的贸易方式、丰富的贸易主体和有效的支持政策。只要在此基础之上，提升外贸抗波动能力便是水到渠成之事。总体来看，提高外贸抗波动能力，就是聚焦于做好自己的事，而关键的关键就在于“主动”二字。我们不妨从以下四点入手：
一是优化产业链海外布局，努力提高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全球贸易格局发展到现在，货物贸易的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间品贸易占比逐渐提高，目前国际贸易的70%以上都是中间品贸易。在这样的背景之下，需要推动外贸发展从产品“走出去”转变为产业链“走出去”，鼓励产业链龙头企业将组装工厂布局到目标市场及周围，在就近满足当地市场需求、带动当地就业的同时，也拉动技术含量较高、附加值较高的中间品出口，带动我国专精特新企业更好开拓国际市场。特别是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国际政治纷争波诡云谲的当下，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出现近岸化、友岸化的趋势，我们重视优化产业链布局可以更好帮助外贸企业规避各种贸易壁垒，进而在稳定外贸出口的同时，提高出口产品附加值。
二是加快畅通国内大循环，持续助力内外贸一体化发展。随着我国对外开放不断向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挺进，企业无论是否走出国门都面临着国际化的竞争，外贸企业内外贸一体化将成为保持竞争力的路径。此外，还需要通过促进进口来进一步拉近我国与贸易伙伴之间的关系，为贸易强国建设筑牢根基。从发达国家的外贸发展历程来看，出口大国不一定是贸易强国，但进口大国一定是贸易强国：其一，进口所需的大量外汇都来自于高附加值的出口产品和服务；其二，进口方不仅掌握着话语权，还需要庞大的市场规模来支撑。这样来看，无论是内外贸一体化还是促进进口，畅通的国内大循环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为此，政府需要将扩大内需摆在重要位置，促进共同富裕，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不断扩大消费市场的规模、提升消费水平，为外贸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国内市场环境。
三是推动贸易通道多元化，有力保障供应链产业链畅通。这就需要进一步推动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陆路贸易运输方式的高质量发展。一方面，随着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经贸联系日渐紧密、产业分工日益深化，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不仅将降低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运输成本，还可以避免海运所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另一方面，中欧班列等铁路运输方式可以最大程度实现工厂（园区、仓库）到工厂（园区、仓库）这样的“门对门”布局，可以触达市场末端。这便可以更好发挥中国外贸企业的优势，在提高话语权的同时，保障供应链产业链畅通。
四是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不断释放高水平开放新红利。这就要求我们在全国范围内高质量地履行WTO规则，高质量地实施RCEP，在自贸试验区率先高质量地对标CAI、CPTPP、DEPA等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这些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不仅包含货物贸易、投资等内容，对服务业领域开放也有涉及。在新技术不断涌现的当下，我国主动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促进服务贸易发展，将会让更好的技术赋能我国的产品和服务，提高其国际竞争力，从而形成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相互促进的发展格局，驱动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
我国外贸发展的优势是在长期的国际竞争中形成的，外贸发展长期向好的趋势是不会改变的，这都是我国综合实力的反映。我们相信，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在政府、企业、贸促机构、商协会等外贸参与主体的共同努力下，我国外贸抗波动能力将会不断提升，我国外贸高质量发展、建设贸易强国的目标一定会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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